此时，中国在国联的外交也遇到了变故。11月16日，国联行政院第三次开会。但会议召开仅20分钟，就宣布休会，没有对日本侵略进行任何讨论，然后，会议进入非正式交涉。18日，英国外长西门与施肇基谈话，提出四点：（一）向日本庄重声明，中国尊重满洲之条约义务。（二）照会列强及美国，重述第一点。（三）中日间同意指派一铁路专门委员会，主席由国联指派，由中日委员人数相等组织之。其目的在欲达到一满洲铁路营业之协定，防止不良竞争，以力求得一如同一系统之营业协定。（四）在保证第一、第二点并签订第三点后，即实行撤兵。这一明显偏袒日本提议。

11月19日，外委会开会，研究西门四点。蒋介石亦出席会议。经讨论，一致通过六点对案：“（一）中日互向行政院及美国声明尊重国际条约原则。（二）关于条约之任何问题或争执，应提交行政院或中日合组之和解委员会。（三）对于西门所提出之第三点，关于行政院派代表及国联协助之建议，主张接受，惟末段修改为‘以谋共同利益’。（四）对于撤兵问题，应规定完成日期及一定期间内之各种步骤。（五）中立代表协助各地之撤兵接受。（六）中日间一切商议，最好在中立地点。”以上六点明眼人已能看出其中对英国主张的不满。同日，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：“个人决心北上，竭尽职责，效命党国。”大会也作出相应决议：“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迅速北上，保烈阳土，收复失地。”

11月20日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发表了马君武的两首诗《哀沈阳》：“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正当行。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师入沈阳。”“告急军书夜半来，开场弦管又相催。沈阳已陷休回顾，更抱佳人舞几回。”这两首诗一发表，张学良作为“不抵抗将军”的恶名彻底算是被坐实了。

11月21日，上海大学抗日联合会决定再次组织代表团赴南京督促政府出兵，确定请愿目标为：“请大会当场议决，如蒋主席在四全大会所限定之时间内不遵照训令，亲自率兵出发，收复失地，则须予以开除党籍处分。”“请蒋主席当众亲书誓师辞，内容规定：（1）最迟出发日期；（2）声明不收复失地，不回南京；（3）请政府下令张学良即日出兵收复失地，如在三日内尚无出兵表示，则撤职严惩。上述三条如不得圆满答复，则全体齐集四全大会或国府前，不论日夜风雨，决不散队。”

11月26日，上海8000余名学生来到国民政府，要求蒋介石兑现北上抗日的诺言。他们在国民政府大门隔一条马路的对面，架起一座铜钟，日夜撞击，表示警钟长鸣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。直到27日下午，蒋介石才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＃＃＃场讲话，但未能使学生满意。蒋介石本人被迫出见。

蒋首先责怪学生“为少数人作工具”，并说：“请愿条件中有不合道理，逾越常轨之点。”学生代表当场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此次请愿，纯为救国，绝非有少数人操纵”，并当众朗读呈文要求条件，要蒋介石表态。蒋介石转而说：“余甚快慰，余必接受诸生要求，站在国民前面牺牲奋斗”，并训令同学回校安心读书。学生代表当即反问蒋介石：“东三省大片国土沦于敌手，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，学生岂能安心？！”蒋介石随即表示：“三日之内作出，不出兵收复失地，杀我蒋某的头，以谢国人。”于是在上海学生强烈要求下，蒋介石写了手谕：“本主席效忠党国，早具决心。对于诸生请愿，自可接受。”至此，学生以为达到了目的，结束请愿，回到上海。

11月29日，顾维钧、宋子文再电张学良“如日方无理可喻，率队来攻，仍请吾兄当机立断，即以实力防御”。外委会还认为“天津于政治上，军事上关系至巨，倘日人相逼太甚，我方为争持国家人格计，至万不得已时，自应实施正当防卫”。

11月30日，在表态三天后，蒋介石并未动一兵一卒，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表示：“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，暂取逆来顺受态度，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。”（这就是历史上以失败而告终的著名的“送蒋北上”运动。）